买玉就要买和田子玉，这基本上已经成了爱好者们的共识，同时和田玉又是伴随人类文明数千年之久的一种名贵材料。可奇怪的是在众多的相关文字记载中却鲜有关于子玉的描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一探究竟吗？
从考古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人类在新石器文化时期，最初与和田玉接触的阶段，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其加工玉器的材料来源多数是就地取材。
例如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其出土的大量玉器，经检测证明，它们的原材料多来自于与之接近的辽宁地区，也就是岫岩当地人称“老玉”的广义和田玉。
与之相对应的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地区，它们出土的玉器的原材料到底来自何方？目前虽然还没有研究结论，但其不可能来自于*，而更可能出自比邻的雁荡山区，这似乎也已经成为了共识。
产自*的狭义和田玉大量的出现在考古发掘中，这似乎要以商代的妇好墓为起点。在实验检测中已经可以证明该墓中出土的余件玉器，其产地多指向和田地区。
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出土的玉器中虽屡有地方玉种的身影，但其比例仅可视作旁支末流，不足为道。不仅如此，从玉质上分析，古玉中的一些精品虽然少有皮色留存，但从玉质的角度分析，古玉中的一些精品多为子玉制成。
与这种现象不相称的是，在古代的相关文献典籍中，却极少见到关于和田子玉的只言片语。虽然在《穆天子传》中我们可以见到关于玉石来源的文字，但这并不确凿，也鲜有关于山料与子玉开采的相关描述。较早关于山料开采的可信文字是到了东汉前后才出现的，也仅是于田、密尔岱等，一带而过。
相对而言最为详实的关于和田子玉挖掘的讲述，还是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段文字，虽然这部书本身属于笔记体小说，不可尽信，但是鉴于纪昀曾经身赴*的缘故，所以这段描写来自于真实生活，具有参考价值是不必怀疑的。
在出土玉器中，和田子玉几乎可视作主力部分，古人对它们珍而重之，其历史地位普遍高于金、银、铜、瓷、木等材质。可为什么古人少用山料，又少言及子玉呢？
综合分析上述的反常情况，参玉认为受制于生产发展力水平和人类的身体素质，古人登临海拔四五千米，自然环境恶劣的和田玉山料矿口，又将之单一靠人力畜力运输下来的难度明显高于在玉龙喀河中捡拾子玉。
所以迄今历史上较为出名的，如《大禹治水图》、《秋山行旅图》等山料玉器，它们均出自开采条件略优，玉石品质不佳的叶城矿区。
而多数情况下古人所应用的玉石便以子玉为主，到了统治阶级的顶端，帝王将相们更是从原材料就开始进入视线，常常是由璞玉到加工琢制全程参与，如此习以为常，多数时间里古人先天性的将和田子玉默认为玉石，山料反而是少数的异常状态。
既然是常态，那么自然也就鲜有人特此分别和田子玉与山料，但是如果你去查阅古人对玉石概念的描述，包括《说文》中的五德说，他们无一不对应于子玉。而外表美观，质地疏松脆弱的山料却难以与“仁、义、智、勇、洁”等特征扯上关系。
所以某种角度上说数千年的玉文化史主要是围绕着和田子玉展开的，山料虽然成分与之接近，但始终处于一个被无声忽视的地位。这恰与今天我们这种山料铺天盖地而来，消费者认为“山料好歹也是和田玉”的宽纵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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